（一）

自从四年前的那场毕业典礼后，我已经许久没有关注过毕业季了。

说实话，那天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那么美好。波士顿那天闷热的严丝合缝。巨大的太阳炙烤着水汽，穿着厚重而不透风的黑色礼服参加满满一天的毕业典礼活动实在是个体力活。加上第二天就要把家从波士顿搬到八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华盛顿，而且马上就要准备迎战律考，对未来的焦灼胜过拿到那一张烫着金边、写满拉丁文的毕业证书的喜悦。

而那一天，我要穿着那黑色的袍子，在波士顿五月的骄阳下听好多个重要人物讲话；其中包括校长和毕业典礼嘉宾——CNN 著名记者Fareed Zakaria。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三个学生代表发言。他们一个代表本科生，一个代表研究生，还有一个代表哈佛大学文艺复兴传统的拉丁语发言人。

他们的发言，就像全世界所有学校的毕业演讲一样，应该催人奋进，鼓励我们这些在象牙塔里住了二十年，马上要进入社会的小白鼠们开启人生的新篇章。可惜的是，当时的演讲我已经几乎不怎么记得了。

（二）

这两天又开始关注哈佛毕业季，是因为朋友圈被刷屏——那三个学生代表中，终于出现了第一个中国人。

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励志故事。

何江博士生长于湖南省的一个小山村，小时候村里没车没电。为了省钱，即使在家里通电后何博士依然点着油灯苦读了很多年。他和他弟弟曾经需要在难行的山路上跋涉90分钟才能到达他们那残破不堪的乡村小学。那个破旧的校舍在一次暴雨中倒塌了。

有一次，何博士的手被蜘蛛咬伤。母亲处理的方法是在他手上绑几圈棉花，洒上白酒，让他嘴里咬住一支筷子，然后点燃了棉花，以火疗毒。处理方法虽然原始，但是却有科学依据——高温会使蛋白质变性，而蜘蛛毒液的成分正是蛋白质。只是这是一种何其痛苦的治疗方法。何博士说，现在，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终于懂得了一个道理——简单的科学知识，可以救多少人于痛苦之中。

而在那时，何博士说，他永远也想不到，居然有一天，他会在哈佛这个世界最顶级的学府中深造，成为一名科学家，跻身世界一流的学者中间，为人类作贡献。

（三）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校友，也许我应该感到骄傲，但是我却被这句话刺痛了。

这是一个寒门学子的故事。寒门学子，中国人听过的太多了。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终有所成。

励志吗？励志。

但是，这是一个人的成功。

这是一个人回望过去，丈量自己从湖南小山村走到光芒万丈的哈佛讲台的艰辛历程。他走过十万八千里，他走过九九八十一难。

他可以来自中国，或者肯尼亚，或者柬埔寨，而讲述着同样的故事。

就像利用美国的先进科研资源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物理学家一样，就像逐渐在美国政界展露头角的华裔政治家一样，就像在硅谷取得成功的千千万万个华人工程师一样。他们的成功，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所踩的巨人肩膀，与你，与我，与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没什么关系。

（四）

哈佛作为一个世界顶尖学府，尊重种族、性别、阶级多样性。哈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生每年呈增长态势。今年，终于有一个来自中国这个古老民族的学生以哈佛毕业生身份站上了这个舞台。何博士的身份没有一丝尴尬。他是中国人，他没有伪装成其他模样。他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科学家。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奋斗跻身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然而何博士讲述的，和哈佛选择的，是这样一个角度：他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艰难，从湖南那个小山村，到哈佛，到3D 打印肝脏，遥望拯救人类的曙光。

哈佛丈量的，是何博士一路走来的落差，而不是海拔；是相对高度，而不是绝对高度。

这是因为，在学校里，有励志这么一码事。

这更是因为，这是一个西方可以舒服看待中国的角度。

然而这个世界的残酷现实是，只有绝对高度才算数。

百米赛跑中，跑最快的拿金牌，没人会在意你小时候走路都走不稳，而现在百米能跑到58秒。

进步奖不过是处在优势地位的人给的一个慰藉罢了。

所以，我们没什么可以骄傲的。我们的绝对值，还远远没到可以用来骄傲的程度。

（五）

四年半前，我第一次去一家华尔街律师事务所面试。那幢大厦坐落在曼哈顿最南端，会议室可以遥望到自由女神像。

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合伙人问的一个问题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在得知我来自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城市，不是北京，上海，香港这些他听过的地名后，他说，that’s quite an achievement, from where you are from to Harvard Law.

我听了之后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我从来没觉得我的家乡有多偏僻落后。于是我回答说 “I think where I am from is fine. And Harvard -- it’s a good school, but I don’t consider it a big achievement.”

无关谦虚；只是我没走过千山万水，我没有坎坷的童年，也不想要鼓励奖。

我最终得到了那一份工作。我想那不是因为我来自东北一个他没听过名字的城市。

（六）

可惜的是，我们实在太习惯用相对高度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了。昂光

2011-2015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7590美元。在同一时期跟我国基本持平的是这么几个国家：阿塞拜疆、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还有太平洋上几个我不太叫得出名字的小国。

我们一直瞄准的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我们的8倍；我们几十年前就一直喊着要赶超的英国是我们的近7倍；就连我们洋洋自得认为现在要想我们看齐的前老大哥俄国也是我们的将近2倍。

目前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2800元；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是7000多万。这是全部德国人口在用每天7块6毛钱活着。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线城市房价动辄几百上千万的国家。

在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里，除了凤毛麟角的不被国家承认的艺术家和文学家，除了那些在西方受高等教育用西方仪器在西方环境里做出成就的科学家，我们又数得出多少在科学艺术界有影响力的人物？除了去戛纳蹭红毯的三流明星和搭乘阿里资本大船在好莱坞电影里露个脸的花瓶角色，我们在国际电影行业的影响力恐怕比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弹丸之地，要小得多了。

是的，我们太爱用相对标准来衡量自己了。我们太爱用膨胀的资本来麻痹自己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意识到我们振臂高呼的榜样们其实跟我们没太大关系。我们的民族中走出的相对高大的形象，放在世界的舞台上，也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耀眼。

何博士的成功也许令人振奋。但是那也只证明了他“能”。他不证明他曾经就读过的湖南那个已经倒塌的乡村学校好。他的成功与基础无关，与体制无关，与欢心振奋的你我无关。

鼓掌且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