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年前我刚到香港时，还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社会灌了满脑子自由平等黄汤的无知青年。但很快我就受教育了。因为饭桌上一个永恒的话题居然是大家各自家里的外籍帮佣有多么的无知愚笨以及邪恶。参与讨论的同事朋友中有还能享受到后殖民地福利的洋人老爷们，有从小被菲佣养大的香港本地精英，还有从大陆来的移民新贵。大家不论背景和立场有何不同，但只要一提到外籍帮佣，就立刻站成了一条坚不可摧同仇敌忾的统一防线。

这不过是我漫长的成长教育的开始而已。

后来我经常在街上看到这种画面：

这种画面只会在周日出现，我才知道原来对于外籍帮佣来说，双休日是不存在的。他们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日。

在几次看楼的过程中经常会看到一间小到不能伸开四肢的房间，才知道香港有种房间叫做佣人房，通常没有窗也没有空调，有的连香港那种跟火车硬卧大小差不多的单人床垫都放不下。

后来才知道，原来有佣人房，不管多小多挤，也是件奢侈的事情。香港有孩子的家庭中三分之一都雇佣了外籍帮佣，而有佣人房的家庭少之又少。精明而又细致的香港主人便想出了各种各样节省空间的方法。比如在衣柜的上面留出一格，比如在客厅里打个地铺，比如在马桶上面架一张床。

后来更是听说让雇主满意的帮佣要从早上六点一直脚不沾地的干到晚上十二点。苛刻的雇主更是有可能拿着白色的手帕去检验房间四处的角落。言语责骂是常事，体罚也时常听说。

（二）

2014年，香港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这次是因为这个光鲜亮丽的城市的另一面是一种叫做 modern slavery 的丑陋和不堪。一个年仅23岁的印尼女孩在香港雇主家里经受了八个月的打骂和虐待，每天20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雇主稍有不满便惩罚她不许吃饭睡觉。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使得这个年轻姑娘骨瘦如柴，长期得不到医治的伤口开始发炎化脓，使她最终不能下地行走。

雇主最后决定把她打发回家，给她买了一张机票便扔在了香港机场，并且警告她说如果她敢声张便要杀她全家。无法行走、奄奄一息的印尼姑娘终于在一个同乡的帮助下回到了家。

这个衣着光鲜，看上去保养甚好的女人最终得到了法律的制裁，被判18项伤害指控成立，入狱六年。特首声明此案为孤例，一人的行为不能代表香港。

（三）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香港并没有改变。

依然没有针对外籍帮佣的最长工时限制。

依然规定外帮佣工要住在雇主家里。

虽然有最低工资保障，但是跟港人远远不能同工同酬。

香港法律规定，外国人在香港居留七年以上，便可以获得永久居民身份。但是法律中也明文规定，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中，不包括外籍帮佣。

如果是以帮佣身份入港，即使在这里住上二、三十年，一旦合同结束，你也要提上行李，回到自己早已经不熟悉的家乡，回到自己除了钱，没给过关爱的孩子身边。

因为这些年间，你养育了好几个不记得你姓什么的别人家的孩子。

（四）

香港人也有自己的苦衷。

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家里几代同堂不是什么新鲜事，年轻人为了房子不能结婚的也大有人在，哪里来的空间匀出一间像样的房间给帮佣。

面对强大的生存压力，香港人经常熬夜加班或者打两份工，帮佣工作十六个小时，不过是跟自己差不多而已。

新手妈妈更是为难，两个半月的产假，香港没有哪间公司设有方便工作母亲的育婴设施，孩子不留给帮佣，又能怎么办呢？留给帮佣又不放心自己的宝宝，家里四处安装监控设备，帮佣的隐私也只能不做考虑了。

香港也有自己的压力。

香港是个自由港，一切由市场经济定价，你有劳动力，我有市场，你情我愿的薪资水平，要什么同工同酬。

况且，提升外籍帮佣工资无疑会使经济压力极大的香港中产阶级更加举步维艰，需求减小，对劳动力输出国也未见得是件好事。

至于永久居留权么，更是不可能的。香港引进外籍人才的标准是在本港无法找到合适的人才，更有远超出本港人均收入中位数的最低薪资标准。如果按此标准，香港恐怕将无法引入一位外籍帮佣。换句话说，放宽帮佣入港条件就不能给同等居留权利，而赋予同等居留权利就无法引进帮佣。这在逻辑上是一个死循环，在政策和司法上，只是不便明说而已，大家心照不宣。

（五）

被某种新鲜事长时间刺激必定会习惯，几年过去，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会为了明显不通的逻辑顶撞老板的那个年轻人了。我也学会了中环白领那种面对一切淡然处之的笑容。无关己事，不如一笑了之。

当年灌那几碗黄汤早就挥发殆尽。在内外交困的现实面前，自由平等是一个代价多么高昂的奢侈品，听上去比殖民地时期的普选还要荒唐。

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到异国他乡照顾别人家孩子的外籍帮佣。

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要请别人来照顾自己孩子的香港妈妈。

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把人权往后排的香港。

这是一座奴隶之城。